你现在满意吗？”
&esp;&esp;“满意。柏林大学哲学系很好，教授们思想开放，同学们也充满热情。虽然我父亲还是偶尔会抱怨，但至少他不再试图强行扭转我的方向。而且……”
&esp;&esp;他看向我，微笑。
&esp;&esp;“而且我遇到了能理解这种选择的人。比如你，露娜。你对哲学的态度很特别——不是狂热信仰，也不是冷漠轻视，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，用来检验数学的根基。这很理性，也很……美。”
&esp;&esp;我没有回应这份赞美。
&esp;&esp;“你刚才提到柏林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区。那里有数学相关的稀有文献吗？比如十九世纪数论学家的手稿？”
&esp;&esp;菲利克斯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。“有的。我记得有高斯和狄利克雷的一些信件，黎曼的《论几何基础》的早期版本……你需要查什么？我可以帮你申请阅览许可。”
&esp;&esp;“暂时不需要具体文献。”我说，“但如果你有机会，可以留意一下关于模形式和椭圆曲线的前沿研究，尤其是哥廷根和柏林学派之外的思路。”
&esp;&esp;“我会的。另外，如果你需要接触理工科的教授——数学、物理、甚至工程系——我也可以帮忙引荐。冯·福克斯家和不少教授有交情，虽然主要是通过捐赠和设备合作。”
&esp;&esp;“谢谢。”
&esp;&esp;通过菲利克斯，我可以接入一个不同于菲舍尔沙龙、更偏向实业的网络。这些资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至关重要。
&esp;&esp;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康德对“先天综合判断”的处理与数学公理体系的关联，直到窗外的阳光开始西斜。菲利克斯起身告辞。
&esp;&esp;“下周日你还在慕尼黑吗？”他在门口问。
&esp;&esp;“在。”
&esp;&esp;“那我们继续讨论？或许可以读读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，1921年出版在《自然科学年鉴》，他用的几乎是数学证明的结构。”
&esp;&esp;“可以。”